「韻律，是把身體的機械組織，更加精巧的使用而所作的遊戲。韻律，是讓心學習到駕馭方法的遊戲。韻律，是心和身體一同理解動感的遊戲。一個人如果學習了韻律，那麼他的性格就會變成有韻律的輕盈感。懂得韻律的人，性格也會變的優美、堅強、柔和的順從自然的法則！」
--黑柳徹子，《窗邊的小荳荳》--
「現代的教育，太過依賴文字和語言。而傷害了孩子們用心去觀看自然，使聆聽天籟、觸動靈感的官能衰退掉了...」
--黑柳徹子，《窗邊的小荳荳》--
剛滿一歲小孩跳舞，節奏完全都有在拍子上，不是亂混的，驚人！
（photo by James Nachtwey at Indonesia）
後知後覺，今天才看到紀錄片《War Photographer》（中譯：戰地攝影師）
片中主要是拍攝James Nachtwey 這位戰地記者的工作實際情形
James拍的靜照，以及這部紀錄片都值得看
這部紀錄片運用了一個特別的拍攝方式
就是在James的相機上裝了一個類似針孔的小攝影機
這視角，可以看到從他鏡頭“對準”的方向、角度，就知道他在注視什麼
還可以看到相機小螢幕上的光圈和快門數值（以後想要拍攝影教學影片的人可以考慮這招）
在視覺呈現上很貼近這個拍攝的主題、被攝者
不過心臟小顆的人，最好慎重考慮一下要不要看這部片
因為直接拍攝各種屍體（斷肢、乾屍、被啃食等等）的畫面還不少
戰地記者，聽起來很炫
不過這工作不是人幹的，隨時隨地可能甚命的風險就算了
且時時刻刻得面對倫理問題的壓力、交戰，這才是最困難的地方
◎ James Nachtwey offical webpage
◎Capa沒有告訴我們的事 （張世倫）
◎War Photographer （片段，非紀錄片）
這兩個名字，可以分開看，也可以放在一起。
分開，就是獨立的兩個人，有著不同的生命與角色；
但大多時候，這兩個名字都是一起出現的，這不只顯示一種私關係，更比較像是一個年代、一段歷史的象徵符號。
那個年代、那些歷史，離現在不遠，但對照當前的社會，卻彷如隔世。
我跟胡慧玲算是「網友」，
因為她一篇推薦《大聲誌》這本刊物的文章而認識，
然後她這段時間也寄了兩張明信片給我(from阿里山、土耳其)，
於是我想趁這次到台北的空檔去拜訪他們。
胡慧玲跟朋友說，她今晚要去「網交」！
(她的本意應該是要和網友見面的意思)
而且還是在公開場合(「希臘左巴」，師大夜市巷子裡)，不知道她的朋友聽到有何感想？
我和同桌的友人急忙糾正說，這叫「網聚」！
「網交」是cybersex的意思。
四年級生的兩人，
有自己的部落格─「寫給台灣的情書」，
我問說，寫書、寫專欄跟部落格介面發表文章，感覺有何不同？
他們說，網友的互動非常有趣！
胡慧玲說她現在每天一早起床，就是先打開電腦，看部落格上的留言。
她也會使用sitemeter(計數器)，還會研究裡頭的world map等等功能，
她說有北義大利和澳洲的網友會連到他們部落格，但是他們確定這兩個地方是沒有他們認識的人住在那裡，
而且澳洲的網友，一天都至少會(點擊)瀏覽部落格三次以上，胡慧玲直呼神奇！
林世煜還補充說，地圖上顯示的連結識在澳洲中部的沙漠地帶，不是在大城市，
他倆很好奇到底會是誰從那邊連到他們部落格。
嗯！這些的確很像「網友」見面的聊天話題。
其實我很不知道天高地厚，
去拜訪前，我連他們的書都沒認真翻過(不過話說回來，《我喜歡這樣想你》、《島嶼愛戀》早已絕版，很難買)，
連他們現在在幹嘛都不知道，然後就跑去跟他們吃飯。
(印象中就是以前跟鄭南榕，及那緣的一起從事運動工作)
我事後回想吃飯的過程、聊天的狀況，
我覺得這是一次很可怕的經驗！
他們人很好，
我說「可怕」，原因可能有幾個：
一、
他們是走過台灣解嚴前後，那個最動盪不安年代的人，而且都是在最前線的運動場域中，
什麼不公不義、什麼大悲大痛沒有經歷過呢？
在他們面前能聊什麼？
生命之重，在他們面前相較也是微不足道的輕盈；而時下輕盈的話題又俗不可耐，
看來，好像是開不了口？！
二、
但這飯局是我主動邀約的，
且按照情境、情理、倫理上來說，
我是要主動多說點話、主動的「自我揭露」，
因為這不是訪談的場合，我一直去探問過去的歷史，這太沉重，也太隨便、不尊重(沒做功課)；
我也不可能不開口，或是隨便丟問題，然後期待他們多說話，畢竟，他們還是長輩。
所以當胡慧玲問我為什麼要唸中山、為什麼要讀哲學的時候，
我好像回答的比在研究所面試時還要多、還要更戰戰兢兢。
三、
而且，他們在聽你講話的時候，幾乎是面無表情、身體沒有任何動靜的，
你講完了，他們也不會立即接話或是做什麼回應，
(一般來說，面對面與別人講話的經驗，應該都還是可以得到一些立即互動的反應)
這時的沉默是非常可怕的，
我講的話，make sense嗎？坦白、誠懇嗎？還是由不由衷？
是不是都被看眼裡？
而且很多問題，
都反而突然被拋回來：如果是你呢？你會怎麼處理？你覺得怎樣？......
就好像面對一面鏡子自言自語，
自己所有的言行舉止，
都會被鏡子如實的映射回來，
無處可躲。
我也有幾個四年級的朋友，
但從沒有過這樣的講話經驗。
但這也不是特別針對我吧，
就像「希臘左巴」的老闆，問我們這桌的人都是從事什麼工作，
因為在台北會用母語交談的人實在很少。
胡慧玲反問他：那你覺得呢？
但後來也因為這問題而聊開，
老闆也是愛看(非好來污)電影的影癡，
他說，今年上半年他心中的第一名是《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
我認同，同時也說，《縱慾》(The Free Willl)也可以並列，
老闆也點頭如搗蒜的贊成！
這篇不是口述歷史，也不是在介紹胡慧玲、林世煜，
資訊性的東西，網路搜尋就有很多了。
但話說回來，這些「資訊」，也未必就代表著什麼意義，
所以這也是我要去「網聚」的原因。
離開餐館，
他們兩人各自騎著腳踏車要回家。
我準備搭乘往南的客運回高雄，
在車上，電視播著新聞，最近是「解嚴」20周年紀念，
又剛好明年要大選，於是新聞整天充斥這些議題(其實只是符號加上消費)。
還是闔上眼睛睡覺比較好。
這是一個輕盈的年代，
每個人都想逃逸、都想遺忘，
很少有人認真的想投入什麼、背負什麼。
重新又撿回了「暑假」這種東西，
很多朋友都趁夏天出國(玩樂、志工服務等等)。
我還是待在島內，
一來沒錢；二來要賺錢。
但是，我還是有意無意的安排一些旅程，
別人旅行、安排行程都是以地方(place)、景點為考量來規劃，
我是以「人」作為標的─是起點、是中點，也是目的地。
七月初，就拜訪陳世憲(在高雄的住處)。
這是在吃飯喝酒攤認識的朋友，李導的朋友，
書法家，第二屆「金甘蔗影展」的題字，
生祥的「我等就來唱山歌」、「菊花夜行軍」、「臨暗」這些專輯封面的字都是他題的。
以書法的本土化作為畢生的職志，
台南縣白河鎮人，將老爸的豬圈改成為工作室，
在白河生活、觀察蓮花、人物、寫字，
偶爾兼演電視劇、廣告，日本演講，國外參展等等。
出過三本書：《非草草了事》、《荷年荷月》、《愛情書》
我說，你的書，光是在書店分類就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以誠品書局的分類為例，
究竟該放在藝術類的「書法」當中(但是旁邊的書都是「中國」的東西)；
還是放在「台灣研究」、「台灣文學」這類；
還是放在大塊文化的圖文書那類(跟「幾米」當鄰居)？
我們聊到台文小說的問題
陳說，我的處境更邊緣，
我不認同內容空虛、崇尚中華文化五千年那套，但寫書法的人幾乎都是這套，我跟他們有所區隔；
但認同本土的人卻說，光是「拿毛筆、沾墨、寫字畫畫」這件事，就是“中國”的文化，
光是在「工具」本質上就被質疑了，不管你做什麼、怎麼做都不對，不被肯定與認同。
去拜訪那天，他剛完成了一幅字：「右武衛兒童合唱團」，
那是幫朋友的合唱團寫的，
這八個字用黑色的墨水寫，然後這八個字中，都有一橫是用紅色的墨水寫，
所以遠遠看起來，這八個字紅色的那一橫，高高低低的，
陳世憲說，那是音階！
哼起來就是「嬰仔嬰嬰睡......」的曲調(「搖嬰仔歌」)。
他說因為朋友太太就是在帶合唱團，
然後她的老師就是寫這首歌的作者─呂泉生，
所以陳去找呂泉生的歌來聽，
這樣的表現方式，是聽完歌後突然產生的靈感。
在《非草草了事》這本書裡，有一篇「白河」的文章我很喜歡，
這篇的大意是說，台灣有「白河」這地方，日本也有、中國也有，
甚至連美國都有「White River」這個鎮名。
雖然每個國家的「白河」名字由來都不同，但都叫「白河」！
這篇文章的末段說：
「地方是地方，本土是本土，但是小地方有大思考，本土是世界的本土，當我建構了這樣寬闊的白河，消除了很多思維上的死角，當我面對自己對書法生命的未來性，以更寬廣的視野來創作，源源不絕的靈感自然取之不竭。」
「忘掉趙世琛」手冊印好了。
95學年(2006)12月21日，在「海德格、藝術與政治」這天的課堂上，龔老師把上課地點拉到「新濱碼頭」去看一個展覽─「2006趙世琛個展」。這堂課後，老師要大家寫關於這個展的感想(另外還有「卑賤體、摹體與話語主體」這門課的學生也是一樣)。後來龔老師想到說，大家的評論或是感想有別於一般的藝術評論，非常的多元又饒富趣味，可以集結成一本手冊，名字可以取作「忘掉趙世琛」這一類的。
我們經常把遺忘的技術給遺忘了。然而大家說要忘掉趙世琛，但畢竟花了兩三週課堂的時間提及這個名字、討論他的展覽，還寫相關的文章，怎麼可能說忘就忘呢？不過就在手冊製作完成的時候，「趙世琛」對於修課的學生來說感覺就真的「走入歷史」，就像他的那件戶外裝置作品「化作輕盈來留白」一樣，「趙世琛」已經隨著時間而在我們的記憶中變的輕盈了。但輕盈不是消失，就像被風吹落四散在草地上的白紙一樣，因著我們腳步的移動，都隨時可能再遭逢、拾遺某些片段。
2007年4月1日 很想和你吹吹風
趙世琛是誰？其實好像不重要，這只是歷史上的偶然。如果今天在「新濱碼頭」2006年12月展覽的作者是姚瑞中，那麼課堂上的討論以及評論書寫的名字就會變成姚瑞中，換言之，這也可能是邱阿舍、張大柱……等許多人。
也就是說，「趙世琛」只是作為一個事件，在歷史的偶然上與「海德格、藝術與政治」的課堂遭逢，原本的角色可能只是將一個課堂的內容帶往肉身化、現實化、藝術化的討論而已，不過卻隨著手冊的完成，而在「時間性」上切出一道有趣的兩面空間。
藉由個人心得／評論的書寫，給予趙世琛、給予「校外教學」事件一個詮釋、一個歷史定位，於是關於趙世琛(及週遭事件)便不再懸置。而手冊內容、文章雖然都指向2006年12月的「趙世琛個展」(以及那學期龔老師開的兩門課)，但手冊企畫構想、集結文字、編輯、美工排版等等行政事務，又非常強烈地、大量地讓我們注意、思考「當下」─07年幾月幾號要截稿、何時排完版送印刷廠、要去哪裡申請經費補助等等─或許手冊製作，正是某種遺忘技術的實踐(或是實驗)吧？
一方面，如果把手冊製作當作一種技術，「趙世琛」似乎可以說是被遺忘了，但另一方面，「趙世琛」這名字卻因為這樣被留下(甚至可能捧紅？)，也許未來的某年某月，有人在所辦，或在某處翻到這本手冊，如果我也剛好(偶然地)在場，他跟我討論起這本手冊的種種，那麼我(們)還能宣稱忘掉趙世琛了嗎？
即便「趙世琛」他對這兩門課的修課學生來說，真的只是一個偶然，不過放在歷史之中，以及眾人的詮釋論述後所形成的事件下，這個偶然也就不再那麼偶然，我們便處於必須在忘不掉之中要去忘掉他。
這就好像「可口可樂」不等於可樂(它只是可樂的一個品牌，還有百事等等)、「麥當勞」不等於唯一的漢堡速食餐飲(它只是其中一個品牌，還有漢堡王、摩斯等等)，可能有很多人他會說：「我要吃麥當勞」，但是他其實想吃的只是漢堡，但不一定非得要吃「麥當勞」。「麥當勞」這三個字在這個意義下似乎不重要、被解構掉了；但是當我們回到歷史的當下來看，「麥當勞」之所以在這個地方、這個時代被這樣使用(或是濫用、誤用)，還是有它的歷史意義存在，無法用一種很天真無邪的方式說解構就解構、說忘掉就忘掉。
2007年4月4日 柴山也有落山風？
而事件／事件的／事件化的思考，這大概是在「海德格、藝術與政治」修課後一串常用的思考關鍵字，因為課堂上經常都會提及「海德格事件」。我當時常在想，為什麼一個德國哲學家加入納粹黨、出任當時希特勒政權底下德國弗來堡大學校長一職，會引起當時及後世這麼多的論戰與激辯呢？那麼是不是很多時候、很多人、事、物都可以用這樣的角度去看？
那麼理論上照這樣講，歷史上豈不是應該有很多「XXX事件」嗎？我們生活的當下，新聞媒體也應該會有不少「XXX事件」的議題可以探討、報導才對？
從「趙世琛個展作為海德格課堂事件」到「海德格事件」有沒有什麼關聯？然而事實上卻沒有看到這樣的現象產生。就好比前第一位得諾貝爾獎(化學)殊榮的台灣人李遠哲，在去年其卸任中央研究院長職務後，也沒有看到任何有所謂的「李遠哲事件」這樣的討論出現。因為在2000年總統大選的時候，李遠哲發表了《向上提升或向下沈淪》的聲名，公開支持陳水扁，而在陳執政期間，李遠哲也曾多次以學者、理想知識份子的姿態，為教育改革、九二一災後重建等等社會議題實際投身運作。為什麼沒人去討論這樣的政治言行究竟是屬於「個人自由」還是有其需要擔負的學術與政治倫理問題在內部？其行動可否視為其個人思想的實踐呢？《向上提升或向下沈淪》此一聲明，是個人向國人的良心呼籲，還是這只是選舉的手段之一？
在經過不同人物、事務的「XXX事件」思考“練習”(practice)、比較(差異)後，雖然並無法直接回答「海德格事件」所衍生的相關問題，但這樣的歷程，卻在不知不覺中又更加強了「海德格事件」作為事件的強度與厚度。因為就以李遠哲為例，李氏的學術位置是化學家，或許化學(理工科學)跟政治在思想上、實踐上，關聯性並不高；而海氏是一個哲學家，其公開力統納粹黨，而納粹黨又在之後挑起二次世界大戰、集體屠殺猶太人，這樣的選擇與行動，可以只說是個人的自由、政治的選擇而已嗎？行動的內部是否含有其個人思想精神、哲學工作的實踐灌注在裡頭？如果是的話，這樣有損於其哲學思想的貢獻與價值嗎？我們將要因此而揚棄海氏的哲學思想？
喔，原來啊！「海德格事件」之所以成為一個哲學界的重要(歷史)事件，就是這個事件的種種，正好搔到了哲學界、哲學家，現代科學建制下的大學哲學系所最敏感的神經所在處。海德格其哲學著作《存在與時間》，是在思考「存在」這樣傳統的形上學問題；而師承胡塞爾的他，在知識方法上，又走出自己的現象學方法；而在其加入納粹、出任大學校長後，對於海德格的討論又進到實踐哲學，倫理學的討論層次裡面；其後再加進歷史的因素、物質的條件，「海德格事件」的討論得以可能轉向成為一件「作品」來探討，這時候問題又轉向美學層面。
單單一個「海德格事件」的論戰、詮釋與評論，就從哲學所關注的形上(存有)、知識、倫理、美學問題都涵括進去(也難怪會有這般的強度)。在生物的胚胎學上有句話是這麼說：「人類從受精卵成熟到胎兒的過程，正是重演了胚胎在演化上的進程。」而「海德格事件」也具有這樣的特性，它似乎重演了近代哲學界對於哲學從古至今(當下)所必須、不得不面對的傳統思想、問題時，其思想的演進方式以及關注面向的轉折等這些歷程，這些都是各個時代哲學家、哲學研究者、靠哲學混飯吃的人所最核心關注、焦慮的問題，尤其是在被稱為「後現代」的現代(這裡指的是時間)社會，這些問題提不出新的詮釋、看法(或方法)，給不出新的問題脈絡，可能就隨時失去其以「思想」作為現代化專業背景、可以暢談哲學的工作(者)位置。
2007年5月2日 痛風不是一種吹來會痛的風
去年的今天，我開始到陳菊的辦公室上班，這也是我第一次(應該也是唯一的一次)實際親身參與台灣的選舉(第四屆高雄市長選舉)。
我未曾加入過任何政黨(以後也不會想)、也不是從事政治、選舉相關工作起家，要不要從事這樣的工作、而又是為什麼？這樣的問題我也反覆在思考，而且以台灣的政治文化、媒體環境等因素，這樣的投身動作無疑是給了人家貼標籤的機會(XX的人馬、新潮流派系、泛綠……等等)。
我對於自己的認同是比較偏「文化界」的位置，朋友圈也大多是如此，政治圈的友人多半是工作後才認識的(在此「圈」與「認同」的概念先略過不細談)，而在台灣的藝術、文化界之餘「政治」的關係大概也呈現兩種極端：一種是「保持距離，以策安全」，能不碰就不碰，就算不得已要碰，也得表現出一切都是「XX歸XX，政治歸政治」，請大家別泛政治化解讀言行。不管心理的立場或是想法如何，在檯面上都是絕不公開用言語、行動去直接碰觸政治人、政治場合的。另一種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力的擁抱政治，甚至就是以政治作為言行、創作等等一切的核心，甚至還公開力挺某種政治立場，或是實際投身相關的競選活動。
而我應該是處於這兩種極端的「灰色地帶」、空隙之中。我熱切關注的問題是，知識與實踐的關係為何？以及如何可能的這些問題？而這樣的問題，我相信答案與看法並不會憑藉著「空想」而來，而是要緊貼著、依附著某個場域(field)、某種情境，甚至某種歷史，才有談論的可能。
「選舉」在台灣的政治文化裡頭，正縮影著台灣的文化、媒體環境、集體認同等等問題，裡面有後現代、有符號、有行動溝通、有認同、有美學、有倫理學、有技術等等問題，非常的豐富又具代表性。也正因為被這樣的特性所勾引，所以得以讓我不顧標籤、色彩(色彩在台灣可是政治顯學)的疑慮而進入陳菊陣營。
當然，如此這般的說明，我並非要暗示、導引任何人，去解釋說，我只是要找一個場域(field)、要找一個位置(蹲點)而已，「陳菊」這個人的一切，皆與我不相干，這樣只是自欺欺人罷了。當然，誰是老闆，這一定是個重要且必要面對的問題，我也不相信海德格擔任大學校長，可以只是憑著可以藉由這樣的職位(權力)來實現其思想、精神，而可以不在乎希特勒這個人的一切(言行舉止、思想等)這麼天真素樸的想法、理由就接任了，一個大半輩子都在思想上工作的人，怎麼可能可以完全不管老闆的思想而合作、並肩作戰呢？
那麼，海德格錯了嗎？海德格的「對錯」於我何干？為何這樣的政治事件在哲學界佔有一格重要的討論地位？
十年後、二十年後，我會怎麼看待自己2006年所投身的這場選舉(政治參與)？
2007年6月27日 你那邊吹什麼風？
今天看了溫德斯(Wim Wenders)的《巴黎‧德州》(Paris,Texas)，這突然讓我想起「2006趙世琛個展」。
溫德斯是德國電影新浪潮中極著名的導演，不過他的電影裡頭街充滿許多美國的文化與風情，《巴黎‧德州》也不例外。
1945年5月，德國(納粹)無條件向盟軍投降，同年8月，溫德斯在德國的的英國佔領區出生，他的親戚則在美國佔領區，從小就聽美軍電台、看美國的電影長大，同時期的小孩大概也都是在類似的環境下成長。另外，身為戰敗國的德國青年，在成長的過程中無法引祖國為榮，畢竟在這不久前，德國仍是與「屠殺」這名詞相提並論。在美國佔領下，他們排斥“被污染”的德國本土文化，轉而擁抱遠在彼岸的美國文化。但是後來發生的越戰，也讓德國青年的美夢破滅。
溫德斯的電影，正是二戰後德國的某種精神文化代表─集體內部的空虛，望向某種理想與認同的遠方。而這種感覺，竟讓浮現了趙世琛2006年底展覽的景象(image)，在高雄鹽埕區的「新濱碼頭」佈展，透過錄影、網路連線的科技技術，讓我們望向遠方─他的出身地─澎湖，形成某種《台灣‧澎湖》的關係。然而，何謂「現實」呢？在二戰後德國的青年與2007年在台灣的我，都不例外的要面對同樣的問題(但是科技的框架與物質條件皆不相同)。
透過趙世琛、海德格、龔卓軍老師，透過中山哲研所95學年第一學期的「海德格、藝術與政治」課堂的種種作為一個橋樑性質的「事件的事件」，我和德國，和海德格、海德格事件，也產生了一種《台灣(我)‧德國》的創作關係。
這是一件未完成，尚在持續發生的作品。我不知道何時可以忘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