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掉趙世琛」手冊印好了。
95學年(2006)12月21日，在「海德格、藝術與政治」這天的課堂上，龔老師把上課地點拉到「新濱碼頭」去看一個展覽─「2006趙世琛個展」。這堂課後，老師要大家寫關於這個展的感想(另外還有「卑賤體、摹體與話語主體」這門課的學生也是一樣)。後來龔老師想到說，大家的評論或是感想有別於一般的藝術評論，非常的多元又饒富趣味，可以集結成一本手冊，名字可以取作「忘掉趙世琛」這一類的。
我們經常把遺忘的技術給遺忘了。然而大家說要忘掉趙世琛，但畢竟花了兩三週課堂的時間提及這個名字、討論他的展覽，還寫相關的文章，怎麼可能說忘就忘呢？不過就在手冊製作完成的時候，「趙世琛」對於修課的學生來說感覺就真的「走入歷史」，就像他的那件戶外裝置作品「化作輕盈來留白」一樣，「趙世琛」已經隨著時間而在我們的記憶中變的輕盈了。但輕盈不是消失，就像被風吹落四散在草地上的白紙一樣，因著我們腳步的移動，都隨時可能再遭逢、拾遺某些片段。
2007年4月1日 很想和你吹吹風
趙世琛是誰？其實好像不重要，這只是歷史上的偶然。如果今天在「新濱碼頭」2006年12月展覽的作者是姚瑞中，那麼課堂上的討論以及評論書寫的名字就會變成姚瑞中，換言之，這也可能是邱阿舍、張大柱……等許多人。
也就是說，「趙世琛」只是作為一個事件，在歷史的偶然上與「海德格、藝術與政治」的課堂遭逢，原本的角色可能只是將一個課堂的內容帶往肉身化、現實化、藝術化的討論而已，不過卻隨著手冊的完成，而在「時間性」上切出一道有趣的兩面空間。
藉由個人心得／評論的書寫，給予趙世琛、給予「校外教學」事件一個詮釋、一個歷史定位，於是關於趙世琛(及週遭事件)便不再懸置。而手冊內容、文章雖然都指向2006年12月的「趙世琛個展」(以及那學期龔老師開的兩門課)，但手冊企畫構想、集結文字、編輯、美工排版等等行政事務，又非常強烈地、大量地讓我們注意、思考「當下」─07年幾月幾號要截稿、何時排完版送印刷廠、要去哪裡申請經費補助等等─或許手冊製作，正是某種遺忘技術的實踐(或是實驗)吧？
一方面，如果把手冊製作當作一種技術，「趙世琛」似乎可以說是被遺忘了，但另一方面，「趙世琛」這名字卻因為這樣被留下(甚至可能捧紅？)，也許未來的某年某月，有人在所辦，或在某處翻到這本手冊，如果我也剛好(偶然地)在場，他跟我討論起這本手冊的種種，那麼我(們)還能宣稱忘掉趙世琛了嗎？
即便「趙世琛」他對這兩門課的修課學生來說，真的只是一個偶然，不過放在歷史之中，以及眾人的詮釋論述後所形成的事件下，這個偶然也就不再那麼偶然，我們便處於必須在忘不掉之中要去忘掉他。
這就好像「可口可樂」不等於可樂(它只是可樂的一個品牌，還有百事等等)、「麥當勞」不等於唯一的漢堡速食餐飲(它只是其中一個品牌，還有漢堡王、摩斯等等)，可能有很多人他會說：「我要吃麥當勞」，但是他其實想吃的只是漢堡，但不一定非得要吃「麥當勞」。「麥當勞」這三個字在這個意義下似乎不重要、被解構掉了；但是當我們回到歷史的當下來看，「麥當勞」之所以在這個地方、這個時代被這樣使用(或是濫用、誤用)，還是有它的歷史意義存在，無法用一種很天真無邪的方式說解構就解構、說忘掉就忘掉。
2007年4月4日 柴山也有落山風？
而事件／事件的／事件化的思考，這大概是在「海德格、藝術與政治」修課後一串常用的思考關鍵字，因為課堂上經常都會提及「海德格事件」。我當時常在想，為什麼一個德國哲學家加入納粹黨、出任當時希特勒政權底下德國弗來堡大學校長一職，會引起當時及後世這麼多的論戰與激辯呢？那麼是不是很多時候、很多人、事、物都可以用這樣的角度去看？
那麼理論上照這樣講，歷史上豈不是應該有很多「XXX事件」嗎？我們生活的當下，新聞媒體也應該會有不少「XXX事件」的議題可以探討、報導才對？
從「趙世琛個展作為海德格課堂事件」到「海德格事件」有沒有什麼關聯？然而事實上卻沒有看到這樣的現象產生。就好比前第一位得諾貝爾獎(化學)殊榮的台灣人李遠哲，在去年其卸任中央研究院長職務後，也沒有看到任何有所謂的「李遠哲事件」這樣的討論出現。因為在2000年總統大選的時候，李遠哲發表了《向上提升或向下沈淪》的聲名，公開支持陳水扁，而在陳執政期間，李遠哲也曾多次以學者、理想知識份子的姿態，為教育改革、九二一災後重建等等社會議題實際投身運作。為什麼沒人去討論這樣的政治言行究竟是屬於「個人自由」還是有其需要擔負的學術與政治倫理問題在內部？其行動可否視為其個人思想的實踐呢？《向上提升或向下沈淪》此一聲明，是個人向國人的良心呼籲，還是這只是選舉的手段之一？
在經過不同人物、事務的「XXX事件」思考“練習”(practice)、比較(差異)後，雖然並無法直接回答「海德格事件」所衍生的相關問題，但這樣的歷程，卻在不知不覺中又更加強了「海德格事件」作為事件的強度與厚度。因為就以李遠哲為例，李氏的學術位置是化學家，或許化學(理工科學)跟政治在思想上、實踐上，關聯性並不高；而海氏是一個哲學家，其公開力統納粹黨，而納粹黨又在之後挑起二次世界大戰、集體屠殺猶太人，這樣的選擇與行動，可以只說是個人的自由、政治的選擇而已嗎？行動的內部是否含有其個人思想精神、哲學工作的實踐灌注在裡頭？如果是的話，這樣有損於其哲學思想的貢獻與價值嗎？我們將要因此而揚棄海氏的哲學思想？
喔，原來啊！「海德格事件」之所以成為一個哲學界的重要(歷史)事件，就是這個事件的種種，正好搔到了哲學界、哲學家，現代科學建制下的大學哲學系所最敏感的神經所在處。海德格其哲學著作《存在與時間》，是在思考「存在」這樣傳統的形上學問題；而師承胡塞爾的他，在知識方法上，又走出自己的現象學方法；而在其加入納粹、出任大學校長後，對於海德格的討論又進到實踐哲學，倫理學的討論層次裡面；其後再加進歷史的因素、物質的條件，「海德格事件」的討論得以可能轉向成為一件「作品」來探討，這時候問題又轉向美學層面。
單單一個「海德格事件」的論戰、詮釋與評論，就從哲學所關注的形上(存有)、知識、倫理、美學問題都涵括進去(也難怪會有這般的強度)。在生物的胚胎學上有句話是這麼說：「人類從受精卵成熟到胎兒的過程，正是重演了胚胎在演化上的進程。」而「海德格事件」也具有這樣的特性，它似乎重演了近代哲學界對於哲學從古至今(當下)所必須、不得不面對的傳統思想、問題時，其思想的演進方式以及關注面向的轉折等這些歷程，這些都是各個時代哲學家、哲學研究者、靠哲學混飯吃的人所最核心關注、焦慮的問題，尤其是在被稱為「後現代」的現代(這裡指的是時間)社會，這些問題提不出新的詮釋、看法(或方法)，給不出新的問題脈絡，可能就隨時失去其以「思想」作為現代化專業背景、可以暢談哲學的工作(者)位置。
2007年5月2日 痛風不是一種吹來會痛的風
去年的今天，我開始到陳菊的辦公室上班，這也是我第一次(應該也是唯一的一次)實際親身參與台灣的選舉(第四屆高雄市長選舉)。
我未曾加入過任何政黨(以後也不會想)、也不是從事政治、選舉相關工作起家，要不要從事這樣的工作、而又是為什麼？這樣的問題我也反覆在思考，而且以台灣的政治文化、媒體環境等因素，這樣的投身動作無疑是給了人家貼標籤的機會(XX的人馬、新潮流派系、泛綠……等等)。
我對於自己的認同是比較偏「文化界」的位置，朋友圈也大多是如此，政治圈的友人多半是工作後才認識的(在此「圈」與「認同」的概念先略過不細談)，而在台灣的藝術、文化界之餘「政治」的關係大概也呈現兩種極端：一種是「保持距離，以策安全」，能不碰就不碰，就算不得已要碰，也得表現出一切都是「XX歸XX，政治歸政治」，請大家別泛政治化解讀言行。不管心理的立場或是想法如何，在檯面上都是絕不公開用言語、行動去直接碰觸政治人、政治場合的。另一種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力的擁抱政治，甚至就是以政治作為言行、創作等等一切的核心，甚至還公開力挺某種政治立場，或是實際投身相關的競選活動。
而我應該是處於這兩種極端的「灰色地帶」、空隙之中。我熱切關注的問題是，知識與實踐的關係為何？以及如何可能的這些問題？而這樣的問題，我相信答案與看法並不會憑藉著「空想」而來，而是要緊貼著、依附著某個場域(field)、某種情境，甚至某種歷史，才有談論的可能。
「選舉」在台灣的政治文化裡頭，正縮影著台灣的文化、媒體環境、集體認同等等問題，裡面有後現代、有符號、有行動溝通、有認同、有美學、有倫理學、有技術等等問題，非常的豐富又具代表性。也正因為被這樣的特性所勾引，所以得以讓我不顧標籤、色彩(色彩在台灣可是政治顯學)的疑慮而進入陳菊陣營。
當然，如此這般的說明，我並非要暗示、導引任何人，去解釋說，我只是要找一個場域(field)、要找一個位置(蹲點)而已，「陳菊」這個人的一切，皆與我不相干，這樣只是自欺欺人罷了。當然，誰是老闆，這一定是個重要且必要面對的問題，我也不相信海德格擔任大學校長，可以只是憑著可以藉由這樣的職位(權力)來實現其思想、精神，而可以不在乎希特勒這個人的一切(言行舉止、思想等)這麼天真素樸的想法、理由就接任了，一個大半輩子都在思想上工作的人，怎麼可能可以完全不管老闆的思想而合作、並肩作戰呢？
那麼，海德格錯了嗎？海德格的「對錯」於我何干？為何這樣的政治事件在哲學界佔有一格重要的討論地位？
十年後、二十年後，我會怎麼看待自己2006年所投身的這場選舉(政治參與)？
2007年6月27日 你那邊吹什麼風？
今天看了溫德斯(Wim Wenders)的《巴黎‧德州》(Paris,Texas)，這突然讓我想起「2006趙世琛個展」。
溫德斯是德國電影新浪潮中極著名的導演，不過他的電影裡頭街充滿許多美國的文化與風情，《巴黎‧德州》也不例外。
1945年5月，德國(納粹)無條件向盟軍投降，同年8月，溫德斯在德國的的英國佔領區出生，他的親戚則在美國佔領區，從小就聽美軍電台、看美國的電影長大，同時期的小孩大概也都是在類似的環境下成長。另外，身為戰敗國的德國青年，在成長的過程中無法引祖國為榮，畢竟在這不久前，德國仍是與「屠殺」這名詞相提並論。在美國佔領下，他們排斥“被污染”的德國本土文化，轉而擁抱遠在彼岸的美國文化。但是後來發生的越戰，也讓德國青年的美夢破滅。
溫德斯的電影，正是二戰後德國的某種精神文化代表─集體內部的空虛，望向某種理想與認同的遠方。而這種感覺，竟讓浮現了趙世琛2006年底展覽的景象(image)，在高雄鹽埕區的「新濱碼頭」佈展，透過錄影、網路連線的科技技術，讓我們望向遠方─他的出身地─澎湖，形成某種《台灣‧澎湖》的關係。然而，何謂「現實」呢？在二戰後德國的青年與2007年在台灣的我，都不例外的要面對同樣的問題(但是科技的框架與物質條件皆不相同)。
透過趙世琛、海德格、龔卓軍老師，透過中山哲研所95學年第一學期的「海德格、藝術與政治」課堂的種種作為一個橋樑性質的「事件的事件」，我和德國，和海德格、海德格事件，也產生了一種《台灣(我)‧德國》的創作關係。
這是一件未完成，尚在持續發生的作品。我不知道何時可以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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